一、红军活动轨迹对神农架苏区建设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神农架苏区建设与红三军主力部队的活动轨迹息息相关,且紧密相连,红军不仅是根据地的军事支柱,更是政治动员、群众组织和政权建设的核心推动力。从历史实践看,红三军革命武装力量对神农架根据地的发展兴衰,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红军主力转移促成新根据地创建,播撒革命火种。1931年5月,马良坪战役失利后,红三军被迫转移,在荆当远建立根据地的构想失败。但正是这次战略转移,在神农架境内播撒了革命火种。红三军八师22团许光达部、巴兴归教导二师涂美中部,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神农架打游击,传递革命思想,肖大恒、金绍楠、萧顺德等一批有志青年积极响应加入革命队伍,拉开了神农架土地革命事业的序幕。在古水区、红花区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相应的苏维埃政府、红色补充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和武装力量。带领神农架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和气壮山河的革命武装斗争。
(二)红军武装力量为根据地提供军事屏障,奠定生存基础。红军的存在直接决定了根据地能否在强敌环伺中立足。1931年6月,红三军八千余人的主力部队进入鄂西北后,这一区域形成前所未有的武力集中。红三军主力先后拔除了均县、房县、保康等苏区内敌军据点,有效拓展了整个鄂西北根据地的发展空间,也缓解了鄂豫边根据地红二十六师遭敌“围剿”的压力。这一时期,房县根据地在红三军武装力量的加持下,快速建立了14区105乡。神农架也借机在境内迅速建立起2区18乡。但随着红三军主力陆续东下洪湖归建,根据地失去红军主力部队的保护后,又相继沦陷。
(三)红军推动土地革命,激发群众参军热情。根据地的稳固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土地分配正是动员群众的关键环节。随着红三军进入鄂西北地区,立即在古水区、红花区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高潮。这一政策由红三军主导实施,不仅摧毁了封建地主原有经济结构,也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从而踊跃参军支前。1931年5月马良坪战役后,红三军一万多人的队伍只剩七千人,战斗减员近三千人。1931年9月,在房县经过两个月的休整扩编,贺龙率领第一批红军东下洪湖归建时,队伍已发展至1.5万人。1932年2月,柳直荀将鄂西北苏区六支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五师,率领第二批红军东下洪湖归建时,四百人的留守部队又发展到了1400余人,该部后在洪湖编为红3军8师24团。1932年4月,胡悌将留守均、郧、房苏区的游击队和教导二师整编为鄂豫边第四路游击大队,率领第三批红军东下洪湖归建时,两百余人的留守队伍又发展到了一千余人,该部后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三次归建,扩红一万余人,充分说明红军通过土地革命赢得了民心。
二、由红军活动时间节点分析神农架苏区建设规律
神农架苏区建设,共有四支队伍参与创建,全部来自于红三军序列:分别是红三军的第7师、第8师、教导团、教导第2师,以及红九军第25师,但红25师实际是红三军主力东下洪湖后,由原红三军教导团改编而成,因此,并不能算作第五支创建部队。红三军在鄂西北的活动,直接推动了神农架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但随着红军主力部队的相继撤离,也导致苏区失去武装力量的保护,最终沦落敌手。按照红三军活动轨迹和时间顺序梳理,神农架苏区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1.5-6)红三军经过时创建一批
三埫峪乡是1931年5月,由红三军7师19团创建。该乡系红三军主力从马良坪突围至马桥口休整期间,由19团团长罗统一带队创建。同期创建的还有神农架边界的天花坪、中坪、神盘沟、白竹四乡(今保康县马桥镇境内)。同时,还成立了马桥红军游击大队,肖大恒任大队长,肖大恒带领游击队协助红三军完成以上五乡的创建工作。
阴峪河乡是1931年6月,由红三军第8师22团和巴兴归教导2师共同创建。经马良坪一役,红三军损失惨重,主力被迫突围,向北转移;红三军8师22团许光达部被围困于马良坪官帽山,突围后一路追赶至马桥口一带与主力失去联系,便准备南下前往巴兴归根据地,与教导二师汇合。殊不知同时期,巴兴归根据地教导二师同样遭遇国民党王陵基部“围剿”,余部在政委涂美中带领下进入神农架境内,后两部意外汇合于神农架,一并转移至阴峪河隐蔽,此区域系教二师三打兴山城后的转移地,借神农顶天险进行隐蔽休整,此地南下即入巴东,东出可抵兴山,西进可达巫山,北上可到房县。后得知红三军主力占领房县后,方才出山与主力会合。留指战员齐开明、杜光云等二十余名战士驻阴峪河,在土豪劣绅向必坤天井屋成立苏维埃政府,同期还建立了与之相邻的房县平度河乡。
第二阶段(1931.7-12)红三军主力驻守房县时创建一批
古水区、古水河乡、宋家拐乡、松香坪乡、麻湾乡是1931年7月至8月,由红三军第7师下派一个营协助建立。六月下旬,红三军主力在房县立足后,便派军政干部按营、连建制分散,协助地方建立政权和发展革命武装。古水区便是这一时期由红军营长姚昆、政委党国泰带队创建,之后便进入一个短暂的停滞期。八月中下旬,国民党乘红三军大部分兵力分散至各地开辟根据地,房县城内兵力空虚(此时仅一个团留守县城),立即调集九个团近一万余人的兵力,另整合地方民团武装一万余人,形成东西两路夹击合围态势,试图彻底剿灭红三军。我军被迫暂停苏区开辟工作,立即归拢部队迎战。地方反动势力和外逃的土豪劣绅抓住这一空挡,立即纠集团防武装和会道门组织进行反扑,导致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区政府被踏,政权组织被破坏,根据地创建工作一度停滞。
盘水河乡、袁杜坪乡、紫竹乡、马鞍坪乡、阳日湾乡、梨子坪乡、板仓坪乡、举人坪乡,由红三军留守房县的部队所创建。1931年9月,红三军东下洪湖后,留守房县的红三军教导团、政治保卫队、军部特务营,以及来不及归拢而分散各地指导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共计400余人,改编为红九军第25师。留守领导人柳直荀考虑兵力不足,死守县城只会带来更大伤亡,立即以各区、乡游击队骨干为基础,整编了六支地方游击队,补充进红25师,重新壮大队伍。同时,撤出县城,将郧属分特委和县政府转移至上龛五池(今神农架官封村附近),部队则转战游击于各根据地,协助地方赤卫队恢复遭敌破坏的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期间,师长汤慕禹派出一个营近300余人的兵力,在游击司令蔡竹封、政委吴协忠的带领下,与古水区肖大恒部共同击退来犯之敌,恢复了被毁的区、乡政权,并新建六乡,神农架境内红色政权进一步扩大。1932年2月之后,因红三军留守部队陆续撤离,古水区、乡政权便被地方反动势力相继破坏。
第三阶段(1932.1-4)巴兴归教二师入境土改创建一批
红花区、黄宝坪乡、木鱼坪乡、干水泡乡、三堆河乡是1931年底至1932年4月,由红三军教二师协助创建。早在1931年8月份,红三军在房县口头听取了涂美中、黄大鹏关于巴兴归根据地整个创建情况后,红三军前委给巴兴归县委回了一封指示信,重点要求“根据地必须开展土地革命,要向宋洛河、阳日湾一带发展”。巴兴归县委收到信时已是十二月,在完成指示传达后,便组织教导二师深入各地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12月,巴兴归县委率领教导二师,进入兴、房、保边界的红花一带(今神农架木鱼镇)开辟新六区。1932年2月,柳直荀率领整编后的红25师东下洪湖,余部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大队,胡悌为总指挥;4月,胡悌再次率整编后的第四路游击大队东下洪湖,余部编为川东游击队,由宋文明率领。由于红军大部队陆续撤离,新六区失去革命武装的保护,6月前后,区、乡红色政权便相继失守,8月巴兴归苏区领导人和游击队首领相继被捕牺牲,根据地彻底丢失。
三、以历史唯物观分析神农架苏区建设特征
1930年至1932年间,神农架苏区分属巴兴归、鄂西北两块革命根据地所辖,其中:境东北属鄂西北,境西南属巴兴归,境内先后建立了2区18乡苏维埃政权;境外协助建立了5乡,天花坪、中坪、白竹、神盘沟四乡(今属保康县马桥镇),以及铁炉垭乡(今属兴山县水月寺镇)。这些苏区的地理空间、创建主体、历史沿革相互交叉。因此,研究神农架苏区历史,不能简单地按照空间纬度去进行梳理,更不能刻舟求剑,用当下时空去复盘历史事件,这也是个别档案书籍经常出错的地方。总体来说,神农架苏区的创建与发展,呈现出三个复杂特征:
一是创建区域相互交叉。从省域地理空间看,湘鄂西与鄂豫边两大苏区的基层政权在今神农架区域共存。比如:巴兴归苏区隶属湘鄂西根据地,巴兴归下辖巴东、兴山、秭归三县,其中,今神农架西南部区域属兴山。鄂西北苏区隶属鄂豫边根据地,鄂豫边根据地又称鄂北苏区或襄枣宜苏区,1930-1932年期间,实际由中央直接领导,1932年之后,划入湘鄂西根据地。鄂豫边下辖襄阳、南阳、河口3个中心县,其中:河口中心县辖鄂西北游击区的均县、光化、谷城、郧阳、保康、房县、竹溪、竹山八县,今神农架东北部则属房县。从局部地理空间看,房县、保康、兴山三县苏区在今神农架区域,呈现的是跨县、跨区交叉的特征,比如:黄宝坪乡属于房县范家垭区,但由兴山县红花区创建;紫竹乡属范家垭区,但由古水区创建。
二是创建部队相互交叉。从创建主体上看,今神农架境内巴兴归根据地所辖的红花区,其创建主体多以教导二师为主;鄂西北根据地所辖的古水区,其创建主体以红三军主力部队为主,但在各自苏区的活动范围之内,同样有进入对方区域开展创建工作的特例,比如:房县苏区的阴峪河乡、黄宝坪就是由巴兴归苏区的教导二师与红三军8师共同创建,房县范家垭区的举人坪乡、板仓坪乡,就是由巴兴归教导二师、红25师共同创建的。这并非红军开辟苏区没有章法,而是敌情变化所致,当敌情严重时,部队必须跨区穿插游击、跨区隐蔽休整,转移途中为了宣传革命主张,打好群众基础,顺势协助地方创建了这些政权组织,比如:三埫峪、神盘沟、天花坪,这些跨县、跨区的红色政权就是红三军在转移途中所创建的。
三是历史沿革相互交叉。从历史空间上看,房县在1932年前归属襄阳道管辖(治所设襄阳城),之后归湖北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署(治所设郧县城)。建国前后,房
县、兴山、保康、巴东、神农架又进行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其隶属关系、管辖范围、地名称呼也都经历了数次变更,其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格局错综复杂。因此,研究历史问题,必须要还原历史格局,清楚比对古往今来的行政关系、区划范围、地域名称,
这样的分析研究才不会有误。比如,红花坪的历史地名又叫干水泡,个别书籍误将其当做两个独立的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再比如,上龛区和范家垭区实际指同一个地方,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又比如,个别苏区历史研究者将房县苏区的14区105乡政权成果数据,当做整个鄂西北苏区的数据来用,事实上,整个鄂西北下辖八县,房县属于河口中心县管辖,整个鄂西北共创建了20区182乡。
四、红三军入境创建苏区的研究
——红三军创建荆当远苏区失败,向西北突围
1931年4月,贺龙率红三军挥师西进,到达保康马良坪,准备以马良坪为中心开展工作,创建荆当远苏区。4月底,国民党集中五十一师范石生部、六十九师赵冠英部、教导三旅郭勋部共十多个团的兵力,从远安、襄阳、谷城分头向马良坪合围,企图将红三军全歼于远安、南漳地区。5月1日打响战斗,于13日结束,期间马良坪三易其手,最终因敌我兵力悬殊,为保存革命实力,红三军主力向西北突围。
——红三军占领房县,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1931年5月13日,红三军主力部队在贺龙的率领下,由马良坪突围至马桥口,在此修整五天。期间,七师十九团团长罗统一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在阳日湾、马桥口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并在兴房保边界的三埫峪、天花坪、洞河一带组建了两支红军游击队常备队,随后合并为马桥红军游击大队,肖大恒被任命为大队长。期间,在红七师的指导下,肖大恒率领游击队在阳日湾、马桥口相继建立了三埫峪、天花坪、神盘沟、中坪、白竹五个乡苏维埃政权(后四个今属保康县马桥镇)。后红三军主力向北转移,一路攻占石花、均县,准备创建以均县(今丹江口市)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但均县位于汉江中游,属交通要道,地势相对开阔,易受外部势力夹击。后部队放弃该计划,转而攻打郧县,由于郧县(今十堰市郧阳区)是国民党郧阳专署所在地,驻防旅长刘文瑞长期经营此地。部队久攻不下,立即放弃。于6月18日进攻房县城,国民党守军闻讯,未放一枪弃城逃跑。红三军随即以房县为中心,开辟鄂西北根据地。
——两支突围部队意外会师神农架
1931年5月中旬,红三军八师二十二团在团长许光达的带领下,由马良坪官帽山突围而出,一路追赶主力至马桥口。当得知红三军主力已北上转移,且不知去向后,许光达组织营以上干部召开会议,经商议,一致决定南下巴兴归与教导二师汇合。随后在马桥游击队的带领下,经宋洛里叉河向南转移。同期,巴兴归根据地因遭国民党王陵基部“围剿”,特别是万仙洞一战,导致教二师损失惨重,260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余部在涂美中的率领下撤离巴兴归,北上前往兴房保边界的阴峪河(今神农架板仓村)一带隐蔽休整(教二师三打兴山县城后都曾转战于此)。转移途中,许光达部在当地百姓口中得知前几天有一支同样着装的部队从这里经过后,当即判断是兄弟部队,立即派人打探,随即,两支部队在神农架原始森林中意外汇合。随后一并开往阴峪河,并在阴峪河、平度河(今属房县九道乡)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组织。6月下旬,在过路商贩口中得知红军主力占领房县后,立即向房县开进。于6月21日与主力会师,随后6月23日召开的祝捷大会上,许光达、涂美中两支突围部队,被贺龙亲自授予打不垮、拖不烂的“红色铁军”称号。
——办学办班,为开辟苏区培养军政骨干
1931年6月18日,红三军在攻占房县后,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鄂西北根据地,红三军前委和临时分特委做了两个关键动作:一是办军校,组建“中央军事委员会鄂北红色干部学校”,校长是胡悌,政委是涂美中(原巴兴归教二师政委),培训设置有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四门课程,着手培训红军干部骨干、区县级地方干部和新党员,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鄂西北、巴兴归苏区近四百人参训。二是办“政治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培训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提升土改的政策执行水平,办了五期,每期十天,十四个区的苏维埃政府干部普遍参与了培训。两套动作下来,为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骨干,鄂西北苏区建设局面立即打开,革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同时,按照“战时集中兵力御敌、平时分散发动群众”的策略,将部队分散到各地动员群众,开展苏区建设。
——南山代表赴房培训,拉开神农架苏区建设序幕
1931年6月下旬,境内刘志香、肖大恒、金绍楠、陈仁杰、刘志夫、刘发举、傅奎堂(因赴房县培训期间贪污薪饷被处决)等人发动革命串联,组织一百多名南山青壮年农民代表,打着“自卫团”旗帜,赴房县赴投奔红军。南山代表抵达房县后,受到贺龙、邓中夏、柳直荀等红三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随后,为每人发放了毛巾、肥皂、香烟等日用品,并安排在房县文庙,参加“政治干部训练班”的短期培训,教导团团长汤慕禹担任军事教官,涂美中担任政治教官,亲自为大家授课。7月初,为期十天培训结束后,红三军为肖大恒一行配发快枪六十余支,子弹两千余发,并派红七师六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随行,近两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开回古水河。在红军干部党国泰、姚昆、刘赤平等指导下,拉开了南山苏区创建的序幕。
——红三军集中兵力迎敌,苏区地方反动势力乘机反扑
1931年7月下旬,国民党集结9个团的兵力,从东、北两面夹攻房县。为粉碎敌人进攻,红三军立即收拢分散各地开展苏区建设的红军迎战。8月10日,逃亡外地
的土豪劣绅赵月川、胡成鹄、胡成汉,见红军忙于迎战国民党主力部队,立即搬来保康县马桥区团总刘茂云的白带会千余人,偷袭了古水区政府及古水河、宋家拐、松香坪乡政府和阳日湾兵站,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宋家拐乡副主席兼兵站负责人刘发举,松香坪乡军事委员王坤龙,赤卫队员金明章,驻阳日兵站红军保管员xxx一并惨遭杀害。反动派抢走大批木耳、生漆、香菌、牛、猪、羊、鸡、犁、耙、绳索等财物。
8月18日,刘志香、肖大恒赴房县向贺龙军长报告敌情。贺龙立即派军部教导团汤慕禹部的蔡竹封(号文仲)为游击队司令,吴协忠为游击队政委,率红军三百余人
驰援古水区,不久,古水区政府及三埫峪、古水河、宋家拐、松香坪等地苏维埃政权及阳日湾兵站又得到恢复。
五、教导二师入境创建苏区的研究
(一)创建新六区的战略目的
教导二师进入神农架创建新六区(巴兴归县红花区),是中央从战略层面考虑后,给予的重要指示,虽然这一目标最终没有达成,但在当时苏区整体发展的格局下,神农架这一区域的重要性仍不能忽视,具体体现在两点:
第一,两封信的指示。神农架山区刚好处于鄂、豫、川、陕战略联结的过渡区域,又具备井冈山一样的战略迂回空间,符合我党在敌对势力结合部创建根据地的原则。各根据地正好可以利用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派系林立、各自为战、保存实力的弱点,在这里打游击。因此,在《红三军前委给县委信》《鄂豫边特委郧属分特委给县委信》均明确要求:“……你们必须坚决向宋洛河、阳日湾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与房县、保康赤区取得联系,将来更可以与荆当远取得联系,使你们可以与均房保南荆当远赤区取得物质上的援助,同时,使你们可以在军事上有退步而进退自如。”
第二,部队编制的变化。在神农架境内为什么会出现红三军、红九军两支不同部队的番号?中央的考虑有两点:一是壮大鄂北根据地。红三军在房县活动期间,分散了鄂北根据地被敌“围剿”的压力,红九军26师顺势发展起来,因此红三军主力东下洪湖后,将留守鄂西北的部队改编成25师,编入红九军,是为进一步壮大鄂北根据地的实力。二是使鄂北成为联结湘鄂西与鄂豫皖根据地的战略枢纽。1931年9月,中共中央鉴于鄂北、豫西南两区地理上邻近、斗争形势相同,决定撤销鄂北、豫西南特委,合组鄂豫边特委,指示巩固襄枣宜钟红色区域,同时向豫南、鄂西北两翼发展,将湘鄂西、鄂豫皖两块大苏区连成片。因此,神农架境内就成了两大根据地武装力量共存的区域,柳直荀、胡悌先后两次的木鱼坪整编,也就成了这一特殊历史的见证性事件。
(二)新六区创建的几个逻辑疑点分析
巴兴归教导二师入境创建苏区,有三个具体问题容易给读者带来逻辑上的混乱:第一个是红花区创建的时间问题,有三个版本存在于多部历史书籍中;第二个是木鱼坪整编到底进行了几次?也是存在多种说法;第三个是红花区到底有那几个乡苏维埃政权组织?也有两个版本。解开这些历史疑问,才能还原历史真相,红花区的创建经过也就清晰呈现。
——关于红花区到底是哪一年创建?
各类书籍归纳起来有三个版本,有1930年的,有1931年的,也有1932年的。三个年份都很接近,相差不到一年,为什么会这样?先说正确答案,红花区创建于1932年初。虽然,红花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时间很早,但真正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进行苏区建设的时间却又很晚。这就导致,很难分清红花区具体创建于哪一年。那么1932年初的这个时间又是怎么确定的呢?有三点推理:
第一,红花区主创人员的任职时间。众多版本中,均提到创建红花区的两个关键人物,宋文明和胡荣本。宋文明是1932年1月,成为巴兴归苏区的第三任军事主官,后于1932年8月牺牲;第一任则是刘子泉,1930年10月被错杀;第二任是黄大鹏,1931年12月二塘垭战斗中牺牲。胡荣本则是1932年1月,再次担任巴兴归部队的政委(之前是红三军下派干部涂美中担任),他同时也是巴兴归县的第三任县委书记;第一任为张华甫,1929年11月牺牲;第二任为廖景坤,1930年10月牺牲,不难看出巴兴归苏区的革命斗争很残酷。据此,根据黄大鹏、廖景坤的牺牲时间和宋文明、胡荣本继任时间推理,红花区的创建时间不可能早于二人的接任时间。
第二,红花区土改发生的时间。红花区为什么被称作新六区?是不是还有一个老六区?答案确实如此。在此之前,巴兴归共有七个区,分别是:一区牛峒、二区麦峰、三区平邑口、四区黄粮坪、五区平阳、六区火峰、七区下湾。六区火峰是1930年成立的,因领头人遭叛徒出卖牺牲,导致编练队起义失败,后该区便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红花区成立后,便填补了六区的空缺,故称新六区。为什么要成立新六区呢?原因是巴兴归县委在1931年12月份收到《红三军前委给县委信》和《鄂豫边特委郧属分特委给县委信》,信中对县委提出“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向阳日湾、宋洛河一带发展”的具体指示。这才有了在红花建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具体行动。而土改的时间,是不可能早于收到指示信的时间的。
第三,两个干扰信息的存在。之所以有的书籍中会出现1930年和1931年这两个误导性时间,并非相关作者的有意编撰?而是有两个干扰信息的存在:第一个干扰信息是巴兴归武装队伍在1930年先后三次攻打兴山县城,都明确记录绕道神农架,在红花打土豪的相关记录,最早的是1930年5月16日的一打兴山城。但我们要注意,这里只有打土豪没有分田地,没有分田地就不能代表是土地革命,只能算是劫富济贫,仅仅是为了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红三军前委给县委信》就批评了这种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纯军事行为。而部分作者就把这次时间作为了神农架苏区创建的最早时间。第二个干扰信息是1931年6月,万仙洞战斗失败后,涂美中带领教导二师,途径红花区向阴峪河转移的这一次,这也容易被误解为教二师在神农架创建根据地的开始,实际这是一次秘密转移行动,当得知主力在房县立足后,方才出山会师。各根据地大范围公开开辟根据地行为,均发生在1931年7月以后,在红三军一万余人的军事保障下铺开的。
总体来说,受巴兴归苏区的影响,神农架境内红花区的革命活动要早于古水区,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夏,巴东籍共产党员黄大祯、黄大鹏兄弟二人进入下谷坪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巴兴归革命武装三打兴山城,在阴峪河隐蔽休整。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革命组织的时间古水区又要早于红花区。
——木鱼坪整编到底进行了几次?
木鱼坪整编,实际进行了3次。大多数版本只记录了柳直荀在小当阳(今木鱼镇神农坛)整编的这一次。部队第一次整编是1932年2月,柳直荀将各路游击队集合至木鱼坪,然后1400余人回洪湖归建;第二次是同年4月,胡悌将红二十五师留守部队和教导二师整编,1200余人回洪湖归建;第三次是同年6月,巴兴归县委将仅剩的120余人,整编为川东游击队,后遭近千敌人疯狂“围剿”,伤亡过半,在无法坚守的情况下东下洪湖归建,途中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苏区丢失。
——红花区到底创建了哪几个乡苏维埃政权组织?
红花区下辖乡有两版本:一说是5个乡,另一说是7个乡。按照排除法,两个版本都认同且没有争议的乡政府是:黄宝坪、干水泡、三堆河、木鱼坪;有争议的是:红花坪、茅湖岭、九冲。因为存在争议,所以在梳理过程中,我没有将其列入神农架乡苏维埃政权名单内,列为待查,也希望同样爱好神农架红色历史研究的人士能够答疑解惑。接下来逐一分析:
红花坪乡。多份资料显示,巴兴归县在今木鱼镇红花坪村河西岸的天竹屋场(今红花坪村村委会)成立红花区政府的同时,在河南岸的白瓦屋还成立了干水泡乡政府,两地隔河相望,相距不足两百米,在距离如此之近的地方,不可能再建一个乡级政权,基本可以确定干水泡乡就是红花坪乡,二者之所以重复,最大可能就是干水泡这个老地名在建国后很少使用,知晓的人也不多,撰写作者可能没有进行实地走访核实,只知道今天的红花坪有一个乡苏维埃存在,对于这个历史上的干水泡乡,就将其视为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也就多统计出来了一个乡。
茅湖岭乡。茅湖岭是今神农架潮水河村的旧称,在土地革命时期隶属于兴山县管辖。在兴山和神农架相关史料中一致记载:“在茅湖岭的季家屋场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新六区苏维埃政府”。经核查,季家屋场位于今木鱼镇红花坪村西侧后山一公里的季家坪。同时,多份史料显示,红花区政府驻天竹屋场(今木鱼镇红花坪村委会),巴兴归独立二团团部驻木瓜园(今木鱼镇红花坪村一组)。基本可以还原出这样一个信息:土地革命时期,今红花坪区域是以河为界,河西属茅湖岭、河东属干水泡,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驻扎着三个重要机关,其中:区政府驻地(天竹屋场)和区政府成立时开会的地方(季家屋场)位于茅湖岭;乡政府驻地(白瓦屋)、独立二团团部位于木瓜园区。由此推理,茅湖岭只是红花区政府所在地,在已成立干水泡乡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成立一个红花乡:一是建设密度过高,结合同期其它政权建设分布情况来看,不足一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两个乡的例子为零;二是佐证资料不全,在兴山、神农架的相关档案中,没有找到政权组织成员名单及其它佐证资料。
九冲乡。在众多的史料中,九冲被多次提到。但都仅仅只是提到在这里开展了土改工作,没有提及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相关情况,也没有找到相关苏维埃政府人员名单及其它相关的档案资料。因此,九冲一定是游击区,但是否存在过苏维埃政权组织,还有待进一步核查。
综上所述,红花区下辖的乡苏维埃应该是:木鱼坪、干水泡、三堆河、黄堡坪(今板仓村8组)、铁炉垭(属兴山)这五个。红花坪与干水泡重复可排除,茅湖岭只是区苏维埃驻地可排除,九冲则缺少足够的佐证资料,待核查。
巴兴归红花区的创建是在革命高潮的回落期才开始实施的,此时,红三军主力和留守的红二十五师已先后东下洪湖归建,整个鄂西北已没有较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存在。因此,几个新成立的基层政权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基本是1932年1月份建立,4月份就被破坏。特别是随着最后一支革命武装(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东下洪湖归建,创建不足半年的红花区便又再次沦落敌手。正因如此,红花区能够展示的政权组织信息不如古水区健全,党、政、军、社会团体等组织建设信息缺失非常严重。造成这一原因有三点:一是巴兴归苏区“重武装斗争、轻苏区建设”思想较为严重,整个苏区开展土地革命都较晚,新六区则是首批试点,开展土改还在摸索阶段,组织不健全也属正常;二是红花区的创建处于革命逆势阶段,缺少革命武装的保护,导致苏区存续时间过短,很多组织也许成立了,但并没有开展工作,因此也就无法留下过多的史料;三是革命形势严峻,大多数参与革命的人员都惨遭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因此,人为隐匿、销毁相关资料也是形势所迫。但即便如此,红花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仍不可磨灭,为神农架革命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一卷(1924-1949)上册》
《红军游击战争初创时期回忆史料》
《中国共产党神农架林区历史(1921-1978)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恩施自治州巴东县历史(1919-1949)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房县历史——第一卷(1919-1949)》
《兴山人民革命史(1926-1949)》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许光达故事》
《柳直荀》(197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神农架文史资料》
《保康革命史》
《保康党史资料1》
《巴东革命斗争史》
《神农架志》
